陕西帝王陵

　　阳陵是西汉第四代皇帝汉景帝刘启的陵墓。汉景帝刘启(前188—前141)是西汉王朝的第四位皇帝。
　　1956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地理位置与环境
　　阳陵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村北塬上，地跨咸阳市渭城区、泾阳县、高陵县三县区。阳陵北濒泾水，南越渭河与汉长安城相望，西与汉高祖长陵接壤。
　　阳陵南距西安22公里，西距西安咸阳国际机场20公里、咸阳市30公里。这里地势平缓，土厚水深，物产丰富，交通便利。
　　咸阳塬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咸阳市正北部，其北临泾水，南临渭河，东起泾渭交汇处，向西延伸至咸阳市兴平县境内。南北跨度最宽处达10多公里，东西近80公里。其地势东低西高，海拔高程约为433—514米，与渭河平原的平均相对高度约100多米，其东端地势较底，约40余米。
　　咸阳塬地表平坦，其东南部前缘与渭河平原以缓坡接触，分布连续，土层深厚，其上部土质基本为黄土状砂质粘土，宜于农耕，是人类较为理想的栖息地。在秦建都咸阳之前，此处为大片葱笼茂密的林莽所覆盖，当时的咸阳塬树茂草盛。
　　二、历史沿革
　　汉景帝当政时期正值西汉王朝从虚弱转向强盛、从贫困转向富足的转折时期。景帝在位的十七年间，达到了政治清明、国家安定、经济繁荣、百姓富足，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不仅为“汉武”的辉煌时代奠定了基础，也为武帝开通丝绸之路作了准备。
　　阳陵所在地咸阳塬，在汉初被称为“咸阳北阪”或“长平阪”。后汉高祖和汉惠帝先后入葬塬上，并建立供奉陵园的长陵邑和安陵邑。但阳陵所在地仍是弋阳县的属地。直至汉景帝前元四年(前153)确定在弋阳县境内的塬上修建阳陵，此地才有所改变。
　　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即位，在位17年，后元三年(前141)正月，崩于长安城未央宫，停殡十日后葬于阳陵。
　　阳陵始建于前元四年(前153)，从始修到皇后入葬，阳陵的修建时间长达28年。
　　西汉初，阳陵所在地为弋阳县，景帝葬于阳陵，设阳陵邑。
　　隋唐时期，咸阳塬为京畿重地。
　　王皇后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武帝的生母。她在景帝死后又生活了15年，于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去世，死后葬于阳陵。从汉景帝开始修陵到王皇后入葬，阳陵的修建时间长达28年。
　　(二)管理沿革
　　1956年，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组建汉陵考古队，负责汉陵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
　　1999年10月，汉阳陵考古陈列馆开馆并对外开放。
　　2001年，阳陵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3月，成立汉阳陵博物苑工程指挥部，全面负责汉阳陵的建设、安全和管理工作。
　　三、阳陵基本情况
　　阳陵陵园平面呈不规则葫芦形，东西长近10公里，南北宽1至3公里，面积约20平方公里。由帝陵，后陵，南北区从葬坑、刑徒墓地、陵庙礼制建筑遗址、陪葬墓园及陵邑等部分组成。
　　帝陵坐西面东，居于陵区的中部偏西；后陵、南区从葬坑、北区从葬坑、一号建筑基址等距分布于帝陵四角；“罗经石”遗址和嫔妃陪葬墓区位于帝陵的南北两侧，左右对称；刑徒墓地及三处建筑遗址在帝陵西侧，南北一字排列；陪葬墓园棋盘状分布于帝陵东司马道的南北两侧；阳陵邑则设置在陵区的最东端。
　　(一)帝陵陵园
　　陵园平面方形，边长418米，四周夯土墙宽4—4.2米，四墙中部有“三出”阙门。覆斗形封土居于陵园中部，底部边长170米，顶部边长约60米，高32.28米。封土底部四边距离围墙大致相等，约120米。
　　帝陵为“亚”字形，坐西面东。墓室在封土中间部位，帝陵东南西北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墓道部分被封土压盖，只有部分超出封土。超出封土的部分平面为梯形，内大外小。墓道内均为五花夯土，土质坚硬，土色红褐或黄褐，夯层及夯窝均不明显。墓道之上均有3.5-12.3米的汉代及其后代堆积。
　　帝陵陵园四门以内，封土以外有从葬坑86座，其中东侧21座，南侧19座，西侧20座，北侧21座，东北角5座。东侧和西侧从葬坑均为东西向分布，南侧和北侧为南北向分布。各坑间距一般在4米左右。坑的宽度3—4米。最长的坑超过100米，最短的坑只有4米。坑深3米左右，坑底部距现地表8—14米。在对东侧的11—12号从葬坑进行发掘中掘得知，从葬坑内埋藏有大量的骑兵、步兵、动物等各式陶俑，陶、铜、漆器等生活用具及兵器、车马等。
　　帝陵东侧13号从葬坑是发掘最多的一座。11号从葬坑内，出土了骑兵俑和战车。帝陵东侧17号从葬坑还出土了中国目前仅有的宦官俑。18号坑出土了铜质“太官之印”印章，太官是专门负责皇帝饮食及宫廷宴会的官员。
　　(二)南阙门遗址
　　南阙门遗址位于帝陵园南部正中，距帝陵封土120米处。先后于1997年3月至6月和2000年10月至12月两次进行了发掘，发现南阙门遗址由一组两座三出阙相连接构成，三出阙的平面由大小依次递减三个长方形组成。东西面阔131.5米，南北进深分别为25.5、17.4和11.0米。阙门的中间为中央门道，长25.5米，宽5.5米。门道两侧是东西、内外四塾，平面为长方形，其内地面铺有方砖。塾外侧是主阙台，主阙台外侧是副阙台。主、副阙台亦为夯土筑就，土质坚硬，土色红褐。塾、主阙台、副阙台周围环以回廊。回廊地面铺设方砖。南、北塾廊均长19.1米，宽1.5米。回廊之外砌有鹅卵石散水，内高外低，呈鱼脊形。散水全长141.6米，宽0.9米。发掘出土板瓦、筒瓦、瓦当、脊兽、围棋盘、博具盘、铁夯头等遗物近千件。
　　(三)后陵陵园
　　后陵陵园平面亦为正方形，边长约347.5—350米。四边亦有夯土围墙，四墙中部均有门，封土位于陵园中部，呈覆斗形，底边边长为：151—167.5米，高26.49米。后陵形制亦为“亚”字形，坐西面东，东、南、西、北各有一条墓道，东侧墓道最长，最宽。封土外围亦发现从葬坑31座。
　　后陵前立有“汉惠帝安陵”石碑一通，该碑是毕沅在为阳陵立正名碑时所立。由于年代久远，地理变迁，埋葬在咸阳原上的西汉帝陵的具体位置很多已搞不清楚，正是基于此毕沅才决定为西汉帝陵树立正名碑，但由于疏于考证，误将景帝王皇后陵确认为汉惠帝安陵，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王皇后陵南侧看到的“汉惠帝安陵”石碑的来历。
　　(四)南、北区从葬坑
　　南区从葬坑位于帝陵东南、后陵正南。其范围东西320米，南北300米，共有从葬坑24座，整体排列，有一定规律，即坐西面东，南北对称。
　　北区从葬坑位于帝陵西北，其面积、数量与南区从葬坑相近。
　　1990—1997年，先后对南区的14座坑进行了部分发掘，从葬坑为地下隧道式木框架结构。坑中排列有密集的武士俑群、堆放粮食的仓库、牛、羊、猪、狗、鸡等陶质动物及成组的陶、铁、铜质生活用具。全面体现了汉代的军旅场景，可能与西汉当时的“南军”、“北军”有一定关系。
　　当年，埋人从葬坑的器物数量之大，种类之多，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五)刑徒墓地
　　位于帝陵西北约1500米，1972年发现，并钻探发掘。面积约8万平方米，墓葬排列无序，坑形不一，骨殖凌乱，或有刑具。当为修建阳陵的刑徒墓地。
　　(六)礼制建筑遗址
　　发现三处，其中“罗经石”遗址已发掘。该遗址位于帝陵东南。此处地形隆起，外貌呈缓坡状。考古钻探得知，遗址平面近方形，边长约260米，外围有壕沟环绕。遗址中部是一夯土台，应为主体建筑的台基。基址边长54米，共有12个门，每边三个门。四周有砖铺地面、卵石散水、空心砖以及瓦片堆积层等。遗址中心部分的最高处放置一块方形巨石，俗称“罗经石”。它用整块黑云母花岗岩雕凿而成，南北长183厘米，东西宽180厘米，厚40厘米。石板上部加工成直径140厘米的圆盘，表面刻有十字凹槽，经测定为正南北方向。它可能是为修建阳陵时标定水平、测量高度和标示方位之用。“罗经石”遗址是阳陵陵园中最重要的礼制性建筑之一。
　　(七)陪葬墓园
　　分为北区和东区，北区为景帝嫔妃陪葬区，东区为王侯将相、官僚贵族陪葬区。
　　北区的陪葬墓区现存大型覆斗形封土两座，东西一字排列，中字形，东西向，其外围有壕沟环绕。东区的陪葬墓区西起帝陵东约1100米，东到马家湾米家崖村塬边。全长2350米，南北宽1500米，总面积约3.5平方公里。其东、西各有南北向壕沟一条，作为陪葬墓区的东西界限。中部有横贯陪葬墓区的东西向道路一条(司马道)，西起帝陵陵园东阙门，向东直通阳陵邑。司马道南北宽110米，东西长3500米。司马道的南北两侧排列有数量众多的陪葬墓园。墓园平面多为正方形，少数为长方形，墓园内有数量不等的墓葬和陪葬坑。墓园之间有壕沟分隔。这些墓园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呈棋盘状分布。墓园已探明了各类大中小型墓葬5000余座。
　　根据这些墓园的布局和墓葬型制以及出土遗物分析，上述墓园可划分为早、中、晚三期。
　　从文献记载、墓园位置、墓葬型制和出土器物分析，汉阳陵陪葬墓园时代上限应为景帝年间，亦即西汉早期，其下限到东汉中期。早期墓园的时代大致相当于汉景帝始建阳陵到汉武帝年间，中期墓园的年代应在西汉中、晚期，晚期墓园的年代应从西汉晚期到东汉中期。早期墓园为阳陵陪葬墓园无疑。西汉中晚期，许多皇亲国戚、朝廷重臣都陪葬茂陵、杜陵、平陵等当时在位的皇帝陵园附近，阳陵虽然可能还有陪葬，但部分墓园应是不以陪葬阳陵为目的的家族墓地。到了西汉晚期以后，陪葬阳陵已无必要，独立的家族墓地可能是墓园的主体。
　　(八)阳陵邑
　　位于陵园以东，东西长4500米，南北宽1000-3000米。总面积4.5平方公里。已发现东西向道路11条，南北向道路31条，道路纵横交错，形成上百个里坊。据记载，历史上这里居住有几千户贵族与豪门，约有十几万人口。这里已出土秦汉时期封泥700多件，总计各类出土文物5000多件。其中“泾置阳陵”、“阳陵泾乡”瓦当的出土与史书的记载完全吻合，证明这里就是阳陵邑所在。
　　考古钻探和发掘得知，由于历代重叠建设及破坏，阳陵邑原城市布局以及建筑遗址绝大多数已无法辨认和复原。
　　文革时期陵园内多数墓冢被夷为平地。近十年来，西安机场公路、泾河工业园区和当地农民建房也威胁到陪葬墓园和陵邑。
　　汉阳陵规模宏大，布局完整，结构严谨，是我国目前已探明的最为完整的西汉帝陵，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
　　四、价值评定
　　汉阳陵帝、后陵的考古勘探、发掘成果再次确认了西汉帝陵坐西面东，基本解决了学术界关于汉陵墓制是面南还是面东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难题，为研究汉代帝陵制度乃至中国古代陵寝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在汉阳陵帝、后陵园以内，封土四周钻探发现的大批外藏坑，排列密集，整齐划一，为汉陵的田野调查、钻探和发掘提出了新的课题，为帝陵制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外藏坑的分布和坑内陪葬物品的放置，是遵循当时宫廷的有关制度，对研究汉代宫廷制度、帝王生活、陪葬习俗都具有重大价值。
　　帝陵陵园南阙门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级别最高的三出阙。对认识门阙和门阙制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汉阳陵南、北区外臧坑规模大、文物种类多，内涵丰富。全面地展现了汉代社会生活场景，为研究汉代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罗经石”建筑遗址地势高亢、布局规整、规模宏大，从出土的文物判断，可能是重要的汉代礼制性建筑。其钻探和发掘对研究中国古代测绘技术、建筑史和汉代祭祀礼仪等有重要作用。
　　汉阳陵陪葬墓园是目前全国所发现的完整的、大规模的陪葬墓区，围沟完整，布局严谨，数量众多，排列有序。为研究汉陵陪葬制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和线索，对帝陵陵制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阳陵邑是目前西汉帝陵中发现规模宏大的中小城市遗址，为研究中国古代陵邑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古代中小城镇历史提供了一定依据。
　　五、相关研究情况
　　阳陵是西汉帝陵研究最深入的一座。20世纪伊始，文物考古工作者就开始对汉阳陵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多部专著。
　　其中早期的研究以阳陵地望考、陵园以及现有遗迹测量为主。如：
　　王丕忠、张子波、孙德润：“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1期。
　　杜葆仁：“西汉诸陵位置考”，《考古与文物》1980年1期。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1982年6期。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刘庆柱：“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5期。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5期；
　　曾青：“关于西汉帝陵制度的几个问题”，《考古》1987年1期。
　　李毓芳：“西汉陵墓封土渊源与形制”，《文博》1987年3期。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叶文宪：“西汉帝陵的朝向及相关问题”，《文博》1988年4期。
　　蔡永华：“陕西两汉考古集萃”，《考古与文物》1988年5-6合集。
　　李毓芳：“西汉帝陵分布的考察—兼谈西汉帝陵的昭穆制度”，《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
　　自1990年配合西安飞机场高速公路建设开始，考古工作者在汉阳陵陵区从事了大量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在西汉帝陵考古领域取得了多项新的发现，撰写发表了大量的简报、论文，出版了一些著作。如：
　　王学理：“陕西汉景帝阳陵发现大型从葬俑坑”，《中国文物报》1990年9月20日。
　　王学理：“举世震惊的阳陵之谜”，《旅游天地》1991年1期。
　　王学理：“阳陵汉俑坑考古的新启示”，《龙语》(香港)1991年5期。
　　王学理：“世纪大发现一一阳陵裸俑的出土”，《大地地理杂志》(台湾)1991年5期。
　　刘云辉：“论新发现的汉景帝阳陵陪葬坑若干问题”(台湾)《中华文物学会年刊》1991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中国汉阳陵彩俑》，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4期。
　　王学理：“汉代陶塑的新发现——论阳陵彩绘陶俑”，《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92年。
　　路易斯·马札坦塔(美国)：“一支中国皇帝的不朽军队”，《国家地理》1992年8月。
　　王学理：“阳陵汉俑的发掘”，《故宫月刊》(台湾)1992年第10卷9期。
　　王学理：“汉景帝阳陵陵园考古又获新成果”，《中国文物报》1993年1月3日。
　　Lnepuisable(法国)：“很难想象：西安的宝贝”，《费加罗》杂志1994年1月。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6期。
　　王学理：“陕西阳陵汉陶俑”，《人民画报》1994年6期。
　　董鸿闻等：“阳陵罗经石的实测和研究”，《测绘通报》1995年6期。
　　王学理：“追寻汉家御林军的风采——阳陵汉俑发掘纪实”，《中国文物报》连载1996年11月10日—1997年1月19日。
　　王学理：“着衣式木臂陶俑的时代意义”，《文博》，1997年6期。
　　王学理：“纵观阳陵汉俑艺术”，《紫玉金砂》(台湾)41期，1997年。
　　罗荣燕：“汉景帝阳陵——三出阙被科学认定”，《三秦都市报》1998年1月16日。
　　王学理：“阳陵春色大汉风采——二论着衣式木臂陶俑与塑衣彩绘陶俑的艺术特色”，西北大学史学丛刊《周秦汉唐研究》1，三秦出版社，1998年5月。
　　王学理：“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出土小半两钱”，《中国钱币》1999年2期。
　　焦南峰、马永嬴：“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论”，《文博》1999年5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文博》，1999年6期。
　　焦南峰、王保平、马永嬴、李岗等：“汉景帝阳陵发现陪葬墓园”，《中国文物报》1999年11月14日。
　　焦南峰、王保平、马永嬴、李岗等：“汉阳陵园内发现大批从葬坑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9年11月28日。
　　马永嬴：“华衣彩俑”，《中国文物报》1999年11月30日。
　　焦南峰：“汉家陵阙”，《中国文物报》1999年11月30日。
　　王保平：“精美的汉代动物雕塑”，《中国文物报》1999年11月30日。
　　李岗：“汉阳陵围棋棋局”，《中国文物报》1999年12月5日。
　　王学理：“由汉阳陵冥币谈古代的瘗钱葬制”，《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6期(1999年12月)
　　孟西安：“汉阳陵地下王国探秘”，《西北航空》2000年1期。
　　郑利平、王丽琴、李库、党高潮：“汉阳陵彩绘陶俑颜料成分分析及其病因探讨”，《考古与文物》2000年3期。
　　马永嬴：“西汉陵称小议”，《文博》2000年3期。
　　樊娟、白崇斌、党小娟：“陕西阳陵出土西汉兵马俑彩绘材料分析及工艺”，《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4期。
　　王学理：“骑马彩俑与汉代女军——由阳陵著甲木臂乘马女彩俑说起”，《文物考古论集——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三秦出版社，2000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年。
　　吴晓丛、薛凯、谭平：《汉阳陵景区应该怎么建》，2001年2月6日。
　　韩伟：“罗经石乎?太社乎?——西汉阳陵‘罗经石’性质探讨”，《考古与文物》2001年2期。
　　王学理：“汉阳陵女俑不是女兵”，《陕西日报》2001年3月6日。
　　马永嬴、王保平：《走近汉阳陵》，文物出版社，2001年。
　　雷依群：“秦汉兵马俑文化比较研究——以秦始皇陵和汉景帝阳陵为中心”，《文博》2001年6期。
　　王学理：“太社乎?陵庙乎?——对汉阳陵罗经石为“男性生殖器座”论驳议”，《文博》2001年5期。
　　杨瓴仁：“叩开汉阳陵地宫之门”，《中国国家地理》2001年第12期。
　　李零：“说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建筑设计”，《文物与考古》2002年6期。
　　王占奎：“试论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祭祀性特征”，《文物与考古》2002年6期。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王蕙贞、宋迪生、程玉冰、李华、李良；汉阳陵考古工作队，焦南峰、王保平、李库、赵西晨，“汉阳陵出土的陶质文物保护研究”，《第七届全国考古与文物保护化学学术会议论文集》成都，2002年8月。
　　马永嬴：《五陵原与西汉帝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
　　王学理：“阳陵外藏探珍”(上)，《收藏》2003年6期。
　　王学理：“阳陵外藏探珍”(下)，《收藏》2003年7期。
　　吴晓丛、薛凯、谭平：“汉阳陵大遗址保护与利用项目定位研究”，《文博》2003年3期。
　　呼林贵、刘峰：“‘阳陵令印’封泥相关问题”，《中国文物报》2003年7月2日。
　　杨林仁，《汉阳陵》：三秦出版社，2003年。
　　赵西晨：“漫谈汉阳陵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保护》，2003年。
　　王学理：《汉景帝与阳陵》，三秦出版社，2003年。
　　吴晓丛、王保平：“被阉割的灵与肉——话说文物中的古代宦官形象”，《收藏界》2003年11期。
　　“西汉帝陵考古发掘研究的历史及收获”，《西部考古》，三秦出版社，2006年。
　　六、考古调查与发掘
　　对阳陵进行现代考古科学勘查始于20世纪70年代。
　　1972年，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专家发现、试掘和确定了阳陵刑徒墓地。
　　1978年咸阳市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对阳陵陵园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测了帝陵、后陵、门阙、部分陪葬墓，发现了“德阳庙”等遗址。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对阳陵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1990年5月至1994年10月，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专用公路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开始对阳陵进行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先后钻探发现外藏坑两组、建筑遗址数座，并对其中的南区外藏坑进行了试掘。南区外藏坑布局独特、内涵丰富、保存较好，出土陶俑等各类文物数量巨大，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1995年，阳陵考古队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重点对帝陵的结构布局及陪葬墓园进行了大规模地调查、测绘、钻探和发掘，进一步了解了陵园的整体布局和规模，大致掌握了帝陵的形制，发现了大量的陪葬墓园。
　　1996-1998年，汉阳陵考古队先后对帝陵、后陵进行了测绘、钻探，发掘并试掘了南阙门遗址及部分外藏坑。
　　1997-1998年，以配合基本建设为契机，对位于阳陵东侧的陪葬墓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和发掘。
　　1999-2001年，配合基本建设，对阳陵邑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和试掘。
　　到目前为止，已基本确定汉阳陵的格局、规模和基本内涵。
　　七、保护工程
　　(一)南区8号从葬坑保护示范工程
　　1990的考古发掘年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各类文物，随着时间的延续，陶俑原有的色彩已有所变化，陶俑的木质胳膊、纺织品的战服及军队中的漆木质的器物箱、盾牌、屏风等遗迹的彩绘开始脱落、变色，有机质文物亦在不同程度的发生变化，各种变化直接影响着文物原有的价值。
　　1997年10月，阳陵考古队对南区第8号从葬坑的南端31米进行发掘，在发掘至上棚木处停止，根据棚木保存状况，在保存较好的部分修建了保护区域，工程由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古建所和斯洛文尼亚修复中心共同承建，年底建成。
　　该工程采用钢筋混泥土支架、面板用槽钢和钢化玻璃加橡胶带密封组合而成，构成一密闭的空间，利用光导纤维的冷光源进行采光、照明，并在顶部安装有调节温湿度的感应仪器，控制着该空间内环境的变化，使其中温、湿度均达到理想的状态，以利于各种文物的保存。对于以彩绘陶俑、漆木器、纺织品等文物为主的南区从葬坑出土文物的保护是非常有利的。
　　从目前的观察结果来看，这种保护形式对有机质文物的保护是非常理想的，另外对遗址博物馆中大遗址的保护是一种保护、参观两不误的科学保护形式，文物不离开出土现场，给游客以直观感。
　　阳陵南区第8号从葬坑的这种“封闭式控湿保护法”的保护示范工程的修建在国内尚属首次，为全国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这种物理的控制环境保护方法，对文物无任何伤害，较化学方法来说亦不存在试剂腐蚀、原料老化等隐患。这种方法可根据不同质地的文物进行区域环境的控制，使其温、湿度尽量达到文物在出土以前的生存条件。国内外的考古学家、文物保护专家都赞扬此种方法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遗址博物文物保护工作树立了典范，在全国遗址博物馆应大力推广。
　　(二)南阙门遗址保护工程
　　1997年和2000年，阳陵考古队先后发掘了帝陵南阙门遗址。阳陵作为周、秦、汉、唐四大旅游景区之一，2000年底开始，在南阙门遗址处修建保护展示厅，2002年竣工。该保护展示厅为三层、钢结构建筑，整个遗址处于建筑之下。一层四周围墙处于遗址以外，在遗址周围形成一回字形通道，可以通观整个遗址；二层仅有一小平台，人站在台上可以看到夯土台；三层整个是一间面积较大的展室，展室南北两面各有两个门，门外有可供远眺的平台。人字形屋顶。
　　(三)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
　　1998年，帝陵封土四周86座从葬坑钻探发现以后，考古工作者对封土东侧的第11号—21号坑进行了发掘，发现帝陵从葬坑埋藏较好，出土文物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观赏性较好，随即又确定在此修建保护展示厅，该建筑是博物苑最核心的一组建筑，建筑面积6500平方米。该项目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一座全地下的遗址博物馆建筑，旨在探索和创造出文物保护和利用的有效结合。整个建筑全埋于地下，构架起帝陵10个从葬坑的保护展示空间，地面则覆以草皮植被，完好地保持了陵园原有的历史和自然风貌。其内部设计融合了现代建筑理念和文物保护的科技手段，根据需要，为观众与文物遗址分别创造两个不同的温湿度环境，在最大限度科学保护文物遗址的前提下，也给观众多角度欣赏和接近文物提供了条件。
　　八、文物展示情况
　　(一)汉阳陵考古陈列馆
　　设置在入口区司马道附近，总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主要功能有以下几方面：
　　1.汉文化综合展示。
　　2.阳陵历史、考古综合展示。
　　3.司马道的历史、考古和遗址展示。
　　4.陪葬墓园的历史、考古和遗存展示。
　　(二)南阙门遗址保护展示厅
　　是在帝陵南阙门遗址原址上修建的保护性建筑，三层、钢结构建筑，总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整个遗址处于建筑之下。帝陵南阙门遗址是目前发掘的时代最早、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阙门遗址。
　　(三)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
　　是一座全新的遗址类博物馆，位于帝陵东侧。博物馆处于地下，建筑顶部覆土植草种树，恢复陵园原有的历史环境风貌和自然景观。整个保护大厅覆罩在10座外藏坑上，用于封闭结构的玻璃达1900余平方米。其中8座坑被这种特殊的玻璃合围起来，立面玻璃通过金属结构与建筑的底部和顶部相连，使得遗址区域与外界环境隔绝，为遗址保存提供了空间条件。为增强观赏效果，一条长60余米、宽3米的悬空U形玻璃通道南北向延伸，横跨在一条条俑坑之上。
　　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内部设施选用了高科技含量的最新产品，诸如，多媒体技术与幻影光成像技术在辅助陈列中的运用、利用地热资源达到绿色环保和节能效用的水源热泵空调通风系统、方便轻巧的壁挂式残疾人电梯，以及光纤和LED等先进光源组成的遗址特殊照明等。
　　九、保护管理
　　(一)保护标志情况
　　汉阳陵陵区暂立保护标志碑4处，分别位于帝陵封土南部、后陵封土南部、汉阳陵考古陈列馆门前和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入口处。
　　(二)保护机构
　　2001年以前，汉阳陵的保护工作由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负责。
　　2001年7月，成立汉阳陵考古陈列馆。
　　2003年5月，汉阳陵博物苑工程指挥部成立，全面负责汉阳陵的保护工作。
　　(三)安全保卫工作
　　保护范围内，采取人防，物防，技防三结合的方针，制定了各项安全保卫制度，实行领导负责制，任务具体到人，确保了汉阳陵的文物安全。
　　安保人员24小时巡逻。汉阳陵派出所给予配合，并于咸阳机场武警部队建立军民共建单位和联防关系，还在附近村民中招聘义务监督员，协助搞好保卫工作。确定专职消防安全员，具体负责消防工作。
　　安全设施、监控设施、消防设施、通讯设施等齐备。
　　

陕西帝陵档案/陕西省文物局，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12